李約瑟

  「候氣」是中國古代為體現天、地、人三才合一理念,所發展出的一種測候之術,其基本的作法是將黃鐘十二律的律管依序排列在密閉的房間內,並在長短不一的各管內,覆填以蘆葦膜(即所謂的葭莩)燒製而成的灰。古人相信當太陽行至各中氣所在的位置時,將引發地氣上升,而此氣可使相應律管中所置的葭灰揚起。

  從現代知識界的角度來看,候氣一說純屬子虛,近人劉復即嘗稱:「按著物理上及氣象上的現象說,這種的方術是靠不住的」,李約瑟在其《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亦論此曰:「我們在這所處理的,事實上並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原始科學,或甚至是偽科學」。然而這樣一個「靠不住的方術」,竟然在中國歷史上流傳了近兩千年之久,即便在文學作品中,亦屢見相關的敘述,如唐杜甫的〈小至〉詩中即有「吹葭六琯動飛灰」句,唐韓愈的〈憶昨行和張十一〉詩中有「憶昨夾鐘之呂初吹灰」句,南唐李璟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登樓賦〉中有「春氣昨宵飄律管」句,宋晁沖之的〈贈僧法一墨〉詩中亦有「律管吹盡灰無蹤」句,可見此說深植人心的程度。

  音律在我國古代被視為萬事的根本,如《史記‧律書》開宗明義便稱:「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這裡的「六律」指的就是音律。古人甚至相信律應可透過占候以預測戰爭的勝負,如傳說周武王伐紂時,即曾吹律以聽聲,而《史記正義》中亦引《兵書》曰:「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彊;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至於中國古代的度量衡系統,更是建立在律管之上,如《漢書‧律曆志》中有云:

(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量者)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權者)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

即說明當時度量衡的標準均是以黃鐘管內所盛的秬黍(即黑色之黍)所定義出的。

  由於歷代的尺度不一,故做為萬事基準的黃鐘之管究竟多長,並不易確定,傳說黃帝曾使伶倫取嶰谿之竹,聽鳳凰之鳴,以定律呂,但此舉後人畢竟無法倣效。東漢的蔡邕(133-192)嘗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生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而鍾難分別,不可用,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即清楚地說明候氣說的孕生,乃是在無法以「文載口傳」之法定義音律準繩的情形下,所發展出的一套可具體操作的測候之術。於是原由聖人始能辨定的標準黃鐘長,被轉移成了可由冬至時律管灰飛一事所決定。

  在中國律曆史上,候氣一直是個相當具爭議的話題,此因其實測的結果一直難與理論契合。雖然至少在西漢的京房(79-37B.C.)時,候氣說即已出現,但可稽考的有關候氣設施的具體記載,則首見於蔡邕的《月令章句》,晉‧司馬彪所撰的《續漢志》以及唐‧李淳風的《隋書‧律曆志》中,亦見有較詳細的敘述。然而據文獻中所記,歷代除了北齊信都芳及梁毛栖誠父子等少數人曾宣稱測候成功之外,其他人則少有徵驗。

  在候氣說的發展史中,信都芳的「奇術」尤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隋書‧律曆志》中嘗記其事曰: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據文中所述,信都芳當時不僅使用了傳統的律管,而且還以二十四個「輪扇」併同驗氣,結果據說是灰飛輪轉,屢試不爽。

  信都芳所用的候氣之術,在唐武后敕撰的《樂書要錄》中,尚留有相當詳盡的解說,此書中甚至還附刊了原或為其所設計的〈漢律室圖〉一幀(見圖一)。信都芳指出,在候氣的律室中應用三層布縵層層相隔,令「微風不起,纖塵不形」,另外他對布縵的顏色(緹色,亦即黃赤色)、律室的形狀(上圓下方)以及律室的地面(用水平之地)等,都嚴格講究。

  信都芳對司馬彪《續漢志》中所記候氣時各種灰動的情形,亦提出看似相當理性的說明,他認為「律氣應者,灰去管孔近而不遠;為口氣所動者,其灰四散,或偏離而遠」,此處「口氣」一辭應指的是由觀測者呼吸所造成的人為之氣。他並對「人衣風所動者,其灰聚」一說提出解釋,稱:「若衣風拂於室中,兩邊各生旋風,律管之灰為旋風所動,是以聚也」。為避免不當影響及候氣的結果,信都芳更要求伺律者在實驗的過程中應「安神調性,舉動以儀,不可不謹也」。

  由於信都芳的敘述相當具體,故其「應驗」的結果,對原本就相當吸引人的候氣理念,起了推波助瀾的功效,更對爾後的支持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柱,而候氣說並因此逐漸形成古人知識經驗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繼候氣說在南北朝、隋、唐的穩定發展之後,宋代的學者對此說亦顯出相當的興趣,其中影響或意義較大的為蔡元定與沈括等人的言論。蔡元定所撰的《律呂新書》為中國音律學史上的重要著作,他在此書中雖亦主張藉候氣以求取元聲,但其想法則稍有革新。依傳統的候氣法,十二律管是按十二辰的方位排列,並分別在各月中氣時測候以驗律,亦即十二律乃各自應氣,並無主從之分。但蔡元定則主張「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並稱「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多方突顯了黃鐘的地位。

  至於沈括對候氣說毫無保留的接受態度,更可幫助我們了解候氣說深入人心的程度。因沈括為一具備濃厚科學精神的學者,他曾為測量天極與極星間的距離,每天分別於初夜、中夜以及後夜三個時間,以可調整視野大小的窺管,觀測極星繞天極的運動,前後共經三月,終於精確地測定兩者相距「三度有餘」。而為求減少在測定星體位置時,因人眼移動所可能導致的觀測誤差,沈氏亦曾對傳統窺管的形制進行重要的改良。然而沈括面對這屢測不驗且又眾說紛紜的候氣奇術,他不僅未加質疑或親身試驗,更嘗將氣律相應的道理比附成鍼灸經穴之事,如他在《夢溪筆談》一書中即稱:

……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

  除了上述蔡、沈二人對候氣採取支持的態度以外,即使是開創格物致知之學的大儒朱熹,亦在未經詳考的情形下,隨俗認同此說,如其在一篇談論古琴徽位(指琴面上指示音節的標誌)的文章中,有云:「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黃鐘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即引候氣為證。

  經由前述的討論,我們可發現候氣在中國古代知識界中,乃受到普遍的認同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