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摹刻星圖以廣流傳的舉動,與我國古代(尤其是唐末、五代以迄北宋這段時間)嚴禁私習天文的傳統是相悖的。如宋太宗即位的頭一個月即「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者,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並沒收民間所藏天文、相術、六任、遁甲、三命等類書籍。而由諸道所送精通天文、相術之人,太宗更強制其任職於為官方所管轄下之司天監,其餘學藝不精者則黥配海島嚴加控制。在《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的北宋一朝史料中,亦屢可見因私習天文或課視星緯而遭處死的事件。

鄭樵

  但宋室南渡之後,官方對臣民私習天文之禁稍弛。此因靖康之難時,天文知識的傳承在戰亂中遭逢極大的打擊,金人在攻陷開封北還時,擄走沈重的渾儀並盡索司天官,致趙宋南遷臨安後,天文工作的推動極為困難。如高宗紹興初,欲重製渾儀以觀象,卻始終找不到通曉如何製作之人,直到一、二十年後方始鑄成。又各天文單位的從業人員亦極度缺乏,如高宗建炎二年,曾因負責觀象的天文生缺員甚多,故下詔可不用經由正常的試補途徑先行覓人填闕。南宋政府在官方天文家無法承擔其任務的情形下,只得求諸民間,許草澤試天文。

  鄭樵 (1104-1160) 在南宋高宗時撰成《通志》一書,其中敘及其自習天文的過程,或可幫助我們間接了解南宋社會對私習天文抱持的態度。鄭氏並非一位天文官,但他自稱曾大肆搜求天文星圖,卻少見精確者,後偶得《步天歌》,即邊誦歌訣邊對照天星的位置,從而學習辨識星座。由鄭樵在《通志》中公開陳述他獲得並學習通常「只傳靈臺(指官方天文家),不傳人間」之《步天歌》一事,可知當時臣民學習星座方面的知識,應已不受禁止。

  南宋時,臣民私藏觀象儀器者亦有之,如與黃裳大約同時的朱熹(1130-1200),即家有渾儀。布衣自行推曆並上書者亦甚平常,如高宗時的陳得一,孝宗時的皇甫繼明以及光宗時的王孝禮。又王致遠刻〈天文圖〉前後各不久,理宗都曾下詔覓求山林布衣中通曆算者。在南宋一朝,民間曆學往往精於官方,如寧宗慶元四年(1198)九月之月食,「太史言月食於晝,而草澤言於夜,驗視如草澤言…」,又寧宗嘉泰二年(1202)五月之日食,「太史以為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卒如大猷所言……」。王氏在此種「天文解嚴」的社會背景下始敢有摹刻〈天文圖〉以廣流傳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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