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遵媯氏因黃裳〈天文圖〉上之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與蘇頌《新儀象法要》一書上所繪之星圖相同,故以為黃圖乃本於蘇頌之作。蘇頌(1020-1101)於元祐間重修渾儀時,將製造的圖樣附說明著成《新儀象法要》一書,書約成於紹聖(1094-1097)初。紹興(1131-1162)初,高宗欲重製渾儀,但在廷諸臣無人通曉其法,「乃召蘇頌子攜取頌遺書,考質舊法,而攜亦不能通也」,蘇攜所取其父的「遺書」不知是否即《新儀象法要》,此書或許在戰亂中曾亡佚。《新儀象法要》一書現僅存之《守山閣叢書》本,乃明錢曾影摹宋乾道八年(1172)施元之的刻本(施氏印刻此書時,乃為衢州一地方官,故亦可為前述南宋時已弛私習天文之禁的另一佐證)。

渾儀

  黃裳在繪製〈天文圖〉時,施元之已將《新儀象法要》一書印刻,故他或有可能見到此書,但〈天文圖〉是否即本於蘇頌之作,仍有待商榷。《新儀象法要》上的星圖是依圓柱投影法繪製,此與〈天文圖〉所用之蓋圖法迥異,故需相當大的功夫,方能從一圖改繪成另一圖。衡諸黃裳一口氣繪成牽涉天文、地理、朝代更替、官制等八圖的手筆,黃氏或許不太可能採行此一耗時耗力的方式。又兩星圖上有許多星座的形狀或屬星的連線相當不同(如八榖、天節、騰蛇、奚仲、天田及敗臼等),此或可證明黃裳的〈天文圖〉非本於蘇頌之《新儀象法要》。另外在〈天文圖〉上有一些未見於《新儀象法要》的星名(如陽德、正旗、聽等),亦支持此一說法。

  紹興七年(1137),四川資州府隱士張大橶倣唐制為〈蓋天圖〉以進。此圖已佚,其進獻時稱是:

欲以坐觀天道,備上聖乙夜清覽,行軍幕中候驗,不勞仰觀,陳於几案,覆視乎上,則乾象雖遠,如在目前……。

資州府與黃裳家鄉的隆慶府以及他歷宦初期所任職的巴州與興元府均屬蜀地,相隔不遠,黃裳或許有機會見到張大橶的〈蓋天圖〉(一相似的情形是王致遠在黃裳獻圖之後數十年仍在蜀覓得其〈天文〉等圖),當然黃裳亦有可能見到秘府所藏的〈蓋天圖〉正本。黃裳與張大橶的星圖均使用蓋圖法製作,故若黃氏〈天文圖〉乃參考張大橶之圖而繪成,他並不需太多改寫的功夫。

  黃裳〈天文圖〉所依據的原始資料亦可從其所使用的二十八宿距度值,稍窺一二。宋代在黃裳繪圖之前,有關二十八宿赤道距度的數據保存迄今的至少有十組:建隆《應天曆》(964-982行用),太平興國《乾元曆》(983-1000行用),咸平《儀天曆》(1001-1023行用),景祐 (1034-1038) 年間測值,天聖《崇天曆》(1024-1064行用),皇祐 (1049-1054) 渾儀測值,《明天曆》(1065-1067行用),元豐 (1078-1085) 渾儀測值,《觀天曆》(1094-1102行用),及崇寧《紀元曆》(1106-1167用)。潘鼐氏與王德昌氏在討論此一問題時,忽略了《宋史‧律曆志》中所列以上諸曆的數據。

  這十組二十八宿距度值彼此均互有小異,其準確度則以崇寧年間的測量達到最高。蘇頌《新儀象法要》與黃裳〈天文圖〉上所列之二十八宿距度均與元豐值完全相同。蘇頌圖採用元豐值是較易理解的,因其重修渾儀時在元祐(1086-1093)年間,恰緊接在元豐之後。但黃裳為何不採用時間上較接近且又較精確的崇寧值呢﹖卻未曾見有學者論及。若〈天文圖〉果如前所假設,為黃裳參考張大橶〈蓋天圖〉所作,此一問題或有較合理的解答。因崇寧的數據乃採入於北宋末年最後行用之《紀元曆》中,此曆後亡失於戰亂,至紹興二年(1132)高宗始又重金購得。張大橶為一隱士,且身居蜀地,在他製作〈蓋天圖〉時應無緣得到官方所重獲《紀元曆》中之二十八宿距度值。

 

下一頁